刘佳曾经是一个异常严厉的钢琴老师。在西安音乐学院，有些学生甚至会在踏进她的琴房前紧张得浑身发抖。也许是完美主义作祟，那时的刘佳听不得一点儿让她不满意的琴声。“我总会和他们说，我很喜欢你，但我针对的是音乐、是艺术，如果你不能调动你应有的情感和技术去服务音乐，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回望当初，刘佳感叹那时她的确严厉得有些过分，“恐怕把孩子们吓到了吧”。作为一名教师，现在的她早已温和了许多。学生也需要时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领悟到你所启发的那些点，她说。这些变化和领悟，似乎都发生在她从法国求学归来之后。
刘佳祖籍湖北，由于父辈的支边，她出生并成长在乌鲁木齐。刘佳的舅爷是庚子国变之后的第一批留学生，被送往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其后在香港和西北音专（西安音乐学院的前身）教学。家族中深厚的音乐学养滋润着刘佳，母亲也从她很小的时候便有意培养她的音乐才能：5岁学习小提琴，7岁学习钢琴，两样乐器就这么并驾齐驱地学了许多年。直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最后时刻，她才选择了钢琴作为专业继续学习。刘佳的小提琴启蒙老师是小提琴家陈响的父亲陈文勋，钢琴启蒙老师是盛中国的弟弟盛中真。他们二人为她这两门乐器的学习都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刘佳说，小提琴的学习经历对她有着巨大的帮助，比如对旋律性和歌唱性的理解力，这些都是在很多年之后她才逐渐感受和明白的。
西安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刘佳考入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本科，师从王梅玲，1994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99年她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攻读硕士，师从陈比纲。
2005年8月她赴德国参加奥地利钢琴家考夫曼举办的大师班，同时跟随斯图加特音乐学院黄婉莹学习。硕士毕业后的几年间，她不但坚持每半个月一次去北京继续跟随陈比纲学习，还时常到上海去向赵晓生学习与讨教。“弹琴的人不可能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师，你需要博采众长，每位老师也会在不同的阶段为你打开一扇扇门。”刘佳觉得，与国外的钢琴老师相比，中国的老师似乎更加诗意，易于带动学生的情感，而外国老师在教学上更理性，侧重乐曲的结构、风格和背景。
2008年，刘佳赴法国巴黎访问学习一年。“与其说巴黎为我打开了国际视野，毋宁说它打开了我的‘国际听觉’。”当时，一位法国华裔小提琴家特意叮嘱刘佳：在法国国际艺术城中，一定不要把自己关在琴房里，一定要多在巴黎走一走，一定要多去音乐会听一听。那一年，刘佳听了无数大腕级的音乐会。“一流音乐会多到什么程度？经常地，我们不得不在同时进行的波利尼和索科洛夫的音乐会之间忍痛做出抉择。”
在教学上，刘佳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在选曲上乐于吸收和尝试不同的风格流派，也留意着国际钢琴界在风格和审美趣味上的变化和潮流。她说，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没有对文化的更深入的拓展兴趣，只会弹琴。在乐理、结构、音乐史、音乐风格和作品背景方面也很薄弱，甚至在常识上闹笑话。因此，刘佳在钢琴教学中总会给学生留两项必做作业：写一份自己对作品和作曲家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在演奏乐曲之前先将它的曲式结构分析出来。曲式分析方面的薄弱，也是中国学生的软肋。刘佳说，外国老师对中国学生的普遍印象是：缺少理性。这些学生可能技术扎实，情感真挚，也很真诚，但是对结构甚至音乐的过渡等都缺乏理性的分析，不能够“言之有物”。“并不是有情感、有技术就水到渠成了，情感和技术都要为音乐风格服务。”再者，中国学生普遍存在听现场严重不足的问题。大部分学生都是靠听CD甚至如今是看网络视频来学习和模仿演奏的。“但在现场演奏中，钢琴发出的声音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现场和录音之间的差距和听觉‘错觉’，需要你通过大量的现场聆听来补正。”
2013年第三届中国宜昌长江钢琴音乐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位钢琴教师都汇聚宜昌，刘佳因未能前往而深感遗憾。看着音乐节结束后大家在网络上发出的对中国未来钢琴界的种种展望，刘佳也说出了自己的期许。“中国的钢琴教育应该更重视儿童的基础教育培养，特别是8到11岁是钢琴学习最关键的阶段。如果像西安音乐学院这样的专业院校能够开放式地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琴童，由院校里的专业老师进行指导，一定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钢琴演奏者。”